身在海外 同庆新春******
坚守岗位执行维和任务，组织写春联、贴福字、剪窗花等迎春文化活动，与当地民众一起包饺子品美食……新春佳节之际，很多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恪尽职守，促进文化交流，维护世界和平。请跟随本报记者的脚步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春节故事，感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相融相通。
居住在西班牙的自媒体人湛子良——
让“东方美感”可意会也可言传
本报记者 颜 欢
除夕清晨，湛子良(网名大米良)站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性建筑巴特罗之家的阳台上远眺。眼前，深黛色的天空尽头泛起淡淡的金黄——太阳即将升起。巴特罗之家灯光师阿尔伯特跨入阳台，躬身扳动一个按钮，和湛子良确认道：“R255、G0、B0，对吧？”确认完毕，一道红色光束随即“啪”的一声打在巴特罗之家外墙上，和远处的朝霞相映生辉。
自2019年起，每逢中国春节，巴特罗之家都会在外墙点亮中国红，今年也不例外。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红”是一个极具仪式感的颜色，可它究竟是哪种红色？当初巴特罗之家的技术人员问起时，身为巴特罗之家大中华地区项目落地执行人的湛子良也拿不准。经过一番研究和反复求证之后方才确认，“R255、G0、B0”是LED灯光对应的“中国红”参数，“C0、M100、Y100、K10”是电子海报要用的色彩，印刷品则采用潘通色号中的186C……在这个过程中，湛子良意识到，讲述中国故事时，“东方美感”不应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何准确、详尽地向西方人展现中国美，“是个重要的大课题”。
湛子良曾是一名文字记者，在传媒行业已经工作了10余年。来到西班牙以后，他希望利用所学专长，结合当下流行的新媒体方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点有趣的事。“文化交流有时要从很基础的工作做起，比如西班牙是一个博物馆大国，若能通过制作短视频，介绍该国博物馆和其背后的故事，帮助中国受众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历史和文化，这就很有意义。”凭借着唯美的画面和细腻的讲解，这几年，湛子良的视频作品很受欢迎，他的个人账号在社交网站上收获了150万粉丝，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使命感也更为强烈。
“2022年，我在先锋艺术家安东尼·塔皮埃斯的塔皮埃斯博物馆采访时，馆长努利亚曾表示，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魅力也随之向外不断释放，但单纯展示‘中国符号’难以达到真正的传播目的，必须要深入展现中国文化的‘肌理’，才能让外国受众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回忆起这次谈话，湛子良感慨，“这让我感受到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好奇，以及在文化交流这个主题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迎接新年中西长跑、春节庙会、华人春晚……这个春节，湛子良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场新春相关活动。“祖国的不断发展让我们自豪，也让我不断思考，如何做得更好？”湛子良说，今年，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学习中国艺术史，“只有自己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文化，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让更多人认识中国的美。”
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
“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闫韫明
在刚果(金)东部边境城市布卡武城郊，循着一条装点有各色彩旗的小路向前，不久便能看到“中国半岛”4个大字。高高扬起的联合国旗帜和刚果(金)、中国两国国旗所在之处，就是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的驻地。驻地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标语格外醒目。
春节将至，中国半岛营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中国结、福字、春联、灯笼……走在军营中，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味扑面而来。即便正值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营地里，许多战士仍像往常一样在外执行任务，坚守工作岗位。
“今天主要有两项任务，首先是这个方向十几公里路段的修筑……”在距营区半小时车程的卡乌姆地区，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身着迷彩服，头顶蓝色盔帽，指着手中的地图向身旁的军官布置工作。一队士兵已开始用力地用铁锹进行挖掘工作，不远处还有几个当地孩童正在好奇地张望。
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去年9月抵达任务区，目前共有174人，全部来自西藏军区。除了驻扎在布卡武的半岛营区，还有两支分遣队在乌维拉、巴拉卡等地执行任务。4个多月以来，分队已先后完成9项工程任务。
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分队队员每周还会到营地附近的村庄，为当地村民教授中文，这是多批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一直以来的传统。如今，许多当地青年和儿童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些人还入职了当地中资企业。看到中国官兵过来，村里的孩子们热情地围上来，朗杰次仁笑着与他们打招呼，熟悉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中文名字，“他们是我们分队很好的朋友、邻居。”
对有着31年军龄的藏族军官朗杰次仁来说，春节无法与家人团聚，在工作岗位上过年已是常事。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很想念远方的家人，但很快又笑笑，“坚守岗位，这是我们军人应该做的。”
在海外过年，朗杰次仁还是头一回。今年春节，分队邀请了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司令和友军负责人共同庆祝，还设计了游园、品美食、写春联等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活动，希望能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喜悦传递给外国友人。
进深山、钻密林，修道路、建桥涵……“身处非洲大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地群众、友军官兵对中国的信任和认可，也更加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不畏惧、不退缩，勇挑重担、不辱使命，全体官兵都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不负祖国重托，再接再厉，圆满完成维和任务。”朗杰次仁说。
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
让美食成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孙广勇
鲜香麻辣的藤椒鱼、肚大皮薄的三鲜饺……除夕夜，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春节联欢会在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举行。9个专业厨房工作间同时开火，来自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泰国东北部高校的中泰师生近百人齐聚一堂。大家纷纷大显身手，做起拿手的家乡菜，现场香气四溢，一片欢声笑语。
这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在泰国度过的第三个春节。今年，他和孔敬大学教师翁威瓦一起制作了可口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和清甜的银耳桂花汤。为什么选择白菜馅？耿军笑着对在场的泰国师生解释：“用中文讲，白菜谐音‘百财’。愿大家新年如意！”
泰国华人素察非常喜爱中文和中国文化，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各种文化活动的“常客”。今年的春节联欢会他也早早到场，“这里的年夜饭让我非常满意。每次和中国老师们在一起，不仅能品尝中国各地的美食，还能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年文化’。”素察说。
“中国美食是中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也是中泰文化交流合作的连接器。自2017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落成以来，中国美食文化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美味的中餐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耿军介绍，“到孔子学院吃年夜饭”已经成为很多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和泰国民众不约而同的选择。
每年过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的泰方员工瓦拉帕都会和中国老师们一起买年货、挂灯笼、贴春联、准备年夜饭。“和中国同事一起，像家人一样做丰盛的中泰美食，让我感到特别幸福。中泰一家亲，已经深深扎根于两国民众的心中。”她说。
甘提塔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泰高铁汉语培训”项目学员，他也专程赶来参加活动，向教过自己中文的中国老师拜年。许久未见的师生拥抱在一起，不时拿起手机拍照留影。他说起自己的新年愿望，“希望中泰高铁能够早日建成通车。到那时，中国的麻辣火锅和泰国的冬阴功汤之间只是一个朝发夕至的距离，泰国的稻米、木薯、甘蔗等农产品也能更多地销往中国市场，摆上更多中国消费者的餐桌。”
团圆贺岁、迎新纳福，中泰师生沉浸在浓浓的中国年味之中，以食会友，两国民众的心也越走越近。
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
“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于 洋
组织“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联系场地和嘉宾，布置会场，安排演出流程……每年春节都是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最忙的日子，用文化中心员工的话来说，时常忙到“连家都顾不上想”。
“春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它是关于家庭、亲情、团圆和祝福的节日。我们希望向匈牙利民众传递春节的温暖。”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说，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春节的很多活动都是线上举行，今年文化中心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与匈牙利多个文化机构合作，打造了一系列有趣味、有年味的春节庆祝活动，推广中国的春节文化，传播中国春节背后的文化内涵。
除夕前夕，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匈牙利兔年邮票发行仪式，吸引了大批当地中国文化爱好者。“自从匈牙利开始发行中国生肖邮票以来，我就开始收集相关邮票，至今已经有10年了。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了解中国的生肖文化和其背后的美好寓意。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去中国，亲身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魅力。”匈牙利邮票爱好者埃里克斯说。
今年是金浩在布达佩斯度过的第四个春节。“不能与家乡的父母亲友团聚，多少有些遗憾，但是能与同事一起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国沟通了解，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也很自豪。中国春节，正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展现中华文化的良好契机。我们在匈牙利举办一系列春节节庆活动，既能让当地华侨华人、驻外机构人员、留学生等海外中华儿女感到家的温暖，也能让更多当地民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好。”
过去一年，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17场活动，参与人数超过300万人次。在清明、端午、中秋等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心还推出了许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和互动；精心打造的“中匈艺术对话”“天宇在中国”等精品栏目，也深受匈牙利民众喜爱。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匈牙利在华留学生群体的力量，借助新媒体手段，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谈起新一年的工作计划，金浩和同事们有很多设想，“希望在未来打造更多的文化精品栏目，向匈牙利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示当代中国的风貌，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